高王凌,1950年生,北京人,1968年插隊,1973年山西大學曆史系,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,教授,清華大學曆史系特聘教授。美國路思基金學者(1986),法國高等研究院訪問字者(2010)。發表過《錢隆三部曲》、《租佃關系新論》、《中國農民反行爲》、《統購統銷之謎》等著作十余部,論文近百篇。
說起史料學派,首先讓我們想起的,就是被譽爲一代學術之最的“考據學派”。它涉及的不僅是中國,也有他鄉,不只存在于老時候,也活在當代——今天在中國史學界幾乎還是它的天下(甚至在更寬泛的學術界占據統治地位)——如果你仍處于教學一線,就不難聽到諸如“史料決定一切”、“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”一類的話語或疑問(像我在清華大學曾遇到的那樣)。
我初識“考據學”,還是四十年前在山西大學讀書時,在我的回憶文字(《學術生涯四十年》)裏曾經道及:“老師在上面講的繪聲繪色,我們在下面聽得如醉如癡”。這是一門切實有用的功夫。與北京師院成慶華先生所說某某史觀與曆史研究中間還隔著一層,二者不是一個層次。
依靠著這一門“功夫”,我開始了一些研究。然而一段時間以後,我發現在考據學之外,還有它罩不住的“功夫”存在。
現今我們爲什麽說要超越它呢?其一,考據學是一種書本知識,是一種讀書方法(我常稱之爲“爬格子”的本事)。它是必要的,也有效用,但它只是“小學”。與我們在這裏講求的不同,與所謂“當身曆史”不同。這是第一點。
其二,如同在我的“百夕談”即治史方法裏多處宣揚直覺、靈性、精解神識那樣,我們有著自己的體驗和側重。這一學術派別産生于乾隆年間,稍晚于考據學派(做爲它的批評者出現,如針對戴震、紀曉嵐,考據學的批評者還有文學流派,如袁枚等人),其代表人爲章學誠,或稱章氏學派。如果拘泥于考據學,你就會遮蔽了自己的目光,而不諳大道。
其三,就是考據學派的很多學人,他們做學問的目標是爲了出名(清人陳灃斥之“但欲爲世俗所謂名士”),而非“爲己”之學。于今我們做這些研究時,卻根本沒有考慮出名與否。所以也就不免冒風險(如反行爲研究),和走在刀鋒之上(租佃關系研究)。這也不是不重要的一點,所謂治學之中有著道德考量,這就是其中之一(此外還有能否“一貫”等)。
總之,考據學是當今主流學派,它雖然興盛于中國的十八世紀,經過十九世紀德國蘭克學派的“接力”、“借力”,到二十世紀更是如日中天。所以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。正如我在法國高等研究院的朋友(麥港、伊莎貝)所做的那樣。
憶發展組
82年全組江西調查(附:書寫小組曆史的一點想法)
反思八十年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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悼杜潤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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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購統銷後發先至——考據學之外的功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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